然而，从诊断、致病原因到治疗，抑郁症的生理—精神医学模式并不可靠，在西方已经受到很多精神病学者、心理学者的批评。而在我国，这个概念和认识模式则处于主导地位，并且有继续扩大的势头。这个现象令人担忧。

抑郁是情绪症状，不是疾病本身

《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指出，学生抑郁的原因77.39%在人际关系，69.57%在家庭关系。其他调查报告的结论都大同小异。

国际上几十项抑郁症研究结论也差不多。例如，英国的一项研究指出，75%的抑郁症是由“羞辱或困顿”性事件所致，20%由损失、丧失所致，5%由危险事件所致。所谓“羞辱或困顿性”事件，其实是人际伤害的另一种说法。

美国精神病学家、《身体从未忘记》的作者巴塞尔·范德考克说，一半以上的患者在童年经历过殴打、抛弃、忽视，甚至性侵，或者目睹家庭暴力。进而指出，遭到虐待和忽视的儿童是精神、心理障碍的主要人群。

关系冲突、伤害、人生挑战或负面性生活事件是抑郁症的诱因，抑郁症是个体遭遇这些困难时的一种消极情绪、行为反应，核心是悲观、绝望、无助，认为问题无解、没有出路。

进化精神病学奠基人、《坏情绪的好理由》作者兰多夫·内塞指出，抑郁是情绪症状，不是疾病本身，就像发烧、咳嗽是症状，而不是疾病本身一样，生理－精神病学对抑郁症的认识是犯了“把症状当疾病”（VSAD）的错误。范德考克也指出，抑郁症是关系问题、适应问题，不是生理疾病。

被药物塑造的抑郁症社会认知

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掀起了一场抑郁症药物治疗革命。其基本理论假设是，抑郁症是由于患者大脑缺少了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这两种神经递质所致。然而，正如内塞所说，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耗费了巨量的金钱和无数聪明人的努力，这个假设迄今尚没有得到证实。

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不同于其他生理疾病，抑郁症至今无法以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的方式进行诊断，只能通过各种量表进行诊断。

除了辨症主观、随意，诊断结论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诊断标签将跟随人们一生，对他们的自我定义有深刻的影响——当然，也让别人对他们另眼相看。

生理，精神医学认为抑郁症不能治愈——也不以治愈为目的、会复发，需要终生服药，这就形同把患者判处了终生监禁，不得翻身。

范德考克指出，在美国，过去的几十年里，精神药物成了文化的支柱，效果却不敢恭维，“如果抗抑郁药真的像人们以为的那么有效，那么我们社会的抑郁症早就不成其为大问题了。抗抑郁药的使用量在持续攀升，但它并未减少抑郁症住院的数量。”

事实是，过去20年里，美国接受抑郁症治疗的人增加了3倍，每10个美国人就有一个在服用抗抑郁药，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儿童超过50万人。过度诊断、药物滥用已经成为广遭诟病的现象。

我国的情况怎么样呢？抑郁症的检出数量越来越多，用药、住院数量亦然，但是，患者数量并未减少，而是把更多的人网罗其中，客观上扩大了药品市场。

很多人都知道抗抑郁药、抗焦虑药有生理性的副作用。鲜为人知的是，其精神、心理后果更加严重。

药物对儿童成长的危害尤其令人痛心。范德考克说，药物让孩子们更容易管理，攻击性减弱，但也干扰了儿童的动力、玩耍嬉戏和好奇心，而这些对于儿童成长为功能健全、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服用这些药物的儿童也有过度肥胖和患糖尿病的危险。

活性氢或可使“抑郁症减轻”

我国氢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第一人——孙学军教授曾发布多篇关于氢治疗抑郁症的文章。孙教授认为：氢的抗氧化、抗凋亡和消炎等活性引起广泛关注。氢能轻而易举地穿透生物膜如血脑屏障、胎盘和睾丸屏障，达到靶器官（脑）和细胞器（线粒体、细胞核）。越来越多研究显示，在神经性疼痛、帕金森、阿尔兹海默病和脑损伤方面，氢通过缓解过度炎性反应和氧化应激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氢作为一种潜在预防性或治疗性物质，在应激承受力，甚至应激相关障碍包括抑郁和焦虑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氢对抑郁症的预防作用，2016年第二军医大学蒋春雷教授小组有研究报道，研究证明在应激过程中用氢或者饮用活性氢原子水能预防抑郁症的发生。河北医科大学史海水教授课题组则将这一预防作用进一步延伸，在动物幼年时期使用氢能预防成年后应激导致的抑郁症。这说明氢可以作为预防应激适应不良的一种手段。

氧化应激，尤其是长期的氧化应激是引起抑郁最重要因素之一。当机体不能很好地适应应激导致的病理性变化，就会导致抑郁的发生。个体应激承受能力越强，患心理疾病的风险越小，氢作为一种潜在预防性或治疗性物质，在应激承受力，甚至应激相关障碍包括抑郁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而饮用活性氢原子水时，氢能直接扩散到神经、大脑，也能够舒缓情绪，缓解与改善抑郁症。